万台，后两个月每个月10万台。每期先预付50%的定金，货到三天内付完余款。”

谢鞠科最关心的是押金，于是问：“押金汇给贵司后，万一我们公司中不了标，押金何时返还？”

龚泰然笑了：“招标书上写得很清楚，五个工作日原路返还。”

周亚平本想问，你们以什么来保证押金返还？但转念一想，这话也是多余的，招投标都是这个套路，谁会提供保证。

其实，看到这家公司确实存在，而且在中国最神秘的心脏地带办公，可见这家公司不同凡响。光凭这一点，就已经让当时很单纯的三个人打消了疑虑。余下也没有什么值得了解的了。

后面的时间变成了聊天。

周锦达问：“龚总，国宾馆也在钓鱼台，离你们这里有多远？”

“不远，不远，走过去很近。”龚泰然指了指窗外，“就是那个方向。说起国宾馆，故事还挺多。听说过没有，赫鲁晓夫当年住这里，抱怨浴缸太小，其实那是加大号的，主要是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不好，他是在挑刺。尼克松是一位酷爱音乐的政治家，弹得一手好钢琴。当他步入总统套间时，看到房间里有一架钢琴——这是礼宾司特意安排的，没等休息就兴致勃勃地弹起来，并连声称赞：‘好琴！好琴！’。还有，周总理对基辛格的‘烤鸭外交’，也是在这里发生的。你们谁知道，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国宾馆住的次数最多吗？”不等别人回话，他自问自答：“就是朝鲜的□□，他在这里住过四十多次。”

聊天完毕，自然是招待吃饭，而且是在北京的特色菜馆——“北京烤鸭店”。

从北京回来后，三人凑齐50万元，按照“环球网络”招标书规定的日期汇了过去，同时，把投标书及相关资料寄过去。

半个月后，标书上确定的开标日子到了，但北京方面音信全无。周锦达打电话给龚泰然，头一天，全部都是自动回复：“电话正忙，请稍候再拨。”到了第二天，竟然变成：“您拨的电话不存在。”

周锦达慌了，急忙把谢鞠科和周亚平叫到一起，告知此事。周亚平一听，连声叫道：“完了，我们上当了。”

谢鞠科也明白大事不妙，看来，所谓有网络运营商的背景及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办公，都是精心设计好的圈套。但他还是很冷静地说：“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只有报案，看看能不能追回资金。”

四处投诉、报案的结果，只是知道了一点真相。这个所谓的“环球网络”公司是一个几个人的皮包公司，在钓鱼台里租了两间办公室，租期为两个月。把各地企业的投标押金诈骗到手后，几个人溜之大吉。

鉴于当年像这样的案件太多，公安部门根本忙不过来，三人的投标押金就此交了智商税。